編者的話：國家發改委、民政部、國家衛健委近日發布《關于建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重點聯系城市機制的通知》提出，爭取到2022年在全國發展一批創新活躍、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老齡化進程相適應的地區。民政部預測，“十四五”期間，全國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中國現有養老機構能否照顧好這些老人？為什么被認為是朝陽產業的養老行業缺遭遇盈利難？《環球時報》記者日前走訪了北京及周邊多家養老機構。
疫情中，我們沒一人感染
“我以前是學幼兒教育專業的�，F在在養老院的生活感覺就和幼兒園大班差不多。”93歲的鄭奶奶口齒清晰，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自己2017年入住北京首開寸草亞運村養老院，這里每天會組織兩次集體活動。早上9點到10點，先做回春操，然后做“開火車”等游戲。下午3點到4點，可以畫畫、唱歌、捏泥、打乒乓球。鄭奶奶最喜歡玩“數字油畫”，畫了好幾幅。“這里玩的游戲跟幼兒園小朋友差不多，大家在一起說說笑笑，比家里熱鬧”。
老伴2015年去世后，鄭奶奶就搬到小兒子家。白天，兒子兒媳上班后，屋里空空蕩蕩的，老人出點事都沒人知道。“剛開始我沒想過住養老院，后來我去養老院探望一位老同事，她104歲，在那過得挺好。為了有個伴兒，我2016年就住進那家養老院。”但那里沒有單間，鄭奶奶換了幾個室友，始終因為生活習慣不同休息不好。2017年，首開寸草亞運村養老院開業，她發現這里環境很好，還有單間。雖然價格比之前的養老院貴了近一倍，每月1萬多元，但她還是決定搬過來。
 沒有疫情時，兒子兒媳每個禮拜來接鄭奶奶一次，回家住幾天。“我在這里住習慣了，都不愿意回家住。兒子把家里的大床讓給我，可我想找個扶手都沒有。這里的床都有扶手擋著，翻身都掉不下來。還有，在家里，總不好意思讓兒媳婦給我倒洗腳水吧。”疫情后，鄭奶奶沒跨出過養老院的大門，“外面的人不能進來，里面的人不能出去。我們就像進了保險柜，沒有一個人感染”。
鄭奶奶告訴記者，她們姐妹三人分別住在不同的養老機構。大妹妹住的是公立福利院，便宜、房子大，但沒什么護理服務，也很少組織活動。小妹妹夫婦住在河北一家養老院，房子挺好，就是太遠。“我兒媳婦說，住養老院一定要選近的，他們來看我開車10分鐘就到了”。
 “我戴的這個東西，是呼叫器，這里每個老人都有。有事一按它，服務人員馬上就過來。”與鄭奶奶同齡的樊爺爺在2019年老伴去世后入住首開寸草。他指著脖子上戴的呼叫器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院方要求，老人晚上起夜必須呼叫服務員，以防老人睡得迷迷糊糊摔倒。“晚上每層樓都有人值班。服務員過來會給你開燈，上完廁所后幫你蓋好被子。失智的老人會戴個手環，只要一走出這個樓，對口服務員就能馬上響應”。
據北京首開寸草養老服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常宏玲介紹，該院只有50張床位，入住率80%左右就可以實現收支平衡。目前該院已住滿。有個別老人退院，馬上就會有排隊的老人住進來。這種入住率和盈利水平較好的養老院在北京并不算多。“現在北京養老院的床位空置率在50%以上。有些遠郊區縣項目體量較大，入住周期較慢。一些服務、環境較差的機構，入住也比較慢。”常宏玲表示，目前中國的養老機構基本上30%屬于微利經營，30%收支持平，30%虧損。為什么被普遍認為是朝陽產業的養老產業會出現這樣的盈利反差？“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老年群體未富先老，很多老年人的支付能力不夠。同時，養老機構的經營成本又降不下來，就形成了矛盾。”常宏玲說，養老機構有兩塊經營成本較高，一是人力成本，一是租金成本。有些重資產機構的物業是自己買的。只有真正把土地問題解決了，才能做到普惠養老。“最大挑戰還是人才。中國養老產業高中低人才梯隊都是缺失的。這并不是說護理工作的勞動強度有多大，而是如果整天面對失智老人，心理壓力會比較大”。
常宏玲認為，中國的養老產業還屬于剛起步階段，沒有實現規�；�。老年人的文化、教育、健康、旅游、日用品、保健品、金融等產品還不完善，未來有很大發展空間。“中國有特別龐大的老年人群基數，很多配套產業都將隨著老齡化的速度得以快速發展”。
美籍華人創業者講述：中國養老業的過去十年和未來十年
“十年前，很多人認為要在好山好水的地方投建很牛的養老公寓，老人都會愿意入住。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天津陶樂家養老服務公司創始人、80后美籍華人井然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行業的普遍認知是，消費者尤其半自理群體首先考慮的是養老機構與家的距離。“他們本身不希望離開家，如果非要離開當然希望離家近。這不只是物理距離，也是一種情感距離，他會覺得這里還是自己熟悉的地方。”陶樂家在天津有6家機構，都設在居民區中�！董h球時報》記者參訪的機構位于一個小區的二層別墅中，里面住著18位老人。走進一層活動室，很多老人坐在輪椅上曬太陽，還有人在打臺球。97歲的崔爺爺一生從事民族音樂教育。那天，他用二胡演奏的《賽馬》，收獲了老人們的熱烈掌聲。
據井然介紹，老人家屬大多住在兩三公里內。社區內的養老機構運營成本相對較低，因為物業租金較便宜，小區里的社區醫院、菜市場等生活配套很齊全，不用自己去建。“客戶的消費能力有限，每個家庭贍養老人的經費也很敏感，所以我們就倒推計算，如果這個項目每人每月收4000元，應該投入多少成本。陶樂家在天津的6個項目，價格從每月2000元到1萬元不等。每個項目都是根據這個地區消費者的接受程度，因地制宜做適合的產品”。井然稱，目前，很多知名養老機構都在一線城市。實際上，一線城市老齡人口占全國老齡人口總數不到10%。而一線城市養老機構已供大于求，真正需要服務的是遍布全國的二三四五線城市，“我們希望把成本做到很低，將自己摸索的服務模式復制到全國”。
“如果把中國養老產業的發展跨度放到十年，就會發現，這十年并沒有實質性的變化。雖然中國養老機構學習很多國外經驗，效率更高、品質更好了，但本質上整個行業的痛點并沒有發生任何改變。十年前招護理員難今天同樣難。最大的變化是源于政府行為，一些城市開始試行護理保險制度，老人住養老機構，有些費用可以走醫保了。”井然認為，在市場層面，有可能對行業產生顛覆性改變的，是機器人的應用。“有一天，機器人將取替人力，從事養老行業最基本、最普通、最流水線作業、最不需要人性關懷的工作，而讓人力去做更有意義、更具創造性、更能滿足老人精神需求的工作。比如帶老人玩，讓他精神飽滿。我認為十年內，一定能看到這種變化”。 井然希望中國繼續保持開放、包容、創新的思路去發展養老產業，鼓勵多元。“不要越來越標準化、同質化，變成一家獨大，那是最糟糕的。任何模式的存在都有它的價值�，F在各行各業都覺得養老產業很吸引人，因為它有很多想象空間。我們應該保持這種優勢，探索到底什么才是老百姓最需要的”。
認知癥老人照護，市場需求大
吳阿姨71歲，認知癥（老年癡呆）癥狀非常明顯，經常懷疑別人，甚至罵人、砸東西。“吳阿姨剛來到這里只因吃不慣北方飯菜，就要拿著垃圾箱打人。一年多后，雖然她現在還會發脾氣，但情緒平穩很多。經常參加集體活動，也喜歡照顧別的老人。”天津MCS中福生態城認知中心院長長谷川告訴《環球時報》記者。
在天津的這家機構，完全復制了日本認知癥照護之家的形式來運營。共設14個房間，有單人間，也有雙人間。記者看到，這里的走廊很寬，兩個輪椅雙向運動都綽綽有余，走廊和房間里都設有扶手。所有的門都是推拉式的，老人只需輕碰一下就可自動開關。 研究發現，認知癥老人在情緒穩定的環境下，生活質量會得到很大提升。“我們有一套完整的情緒預測體系。首先要找到老人發脾氣的原因，情緒不穩定很可能是因為老人無法表達的一些想法積蓄在心里”。長谷川稱，比如，有別的家屬來探望，吳阿姨自己家屬沒來，心里可能會有孤獨感。我們就和她聊一些別的話題，給她找些事做。這里有的老人不喝水，我們就會說，吳阿姨幫我們看看怎么能讓她喝水��？吳阿姨會熱心地幫我們出主意，并積極性很高地去做。這些都要在老人日常生活中詳細觀察”。 長谷川表示，在日本，85歲的老人中，每2人就可能有1名認知癥患者。中國認知癥發病率也很高，普通家庭很難照護，對相關專業照護機構有很大需求。但目前中國對認知癥照護的經驗比較欠缺，相關專業照護機構也很匱乏。日本的養老服務劃分得很細。針對普通老人、失能老人、認知癥老人都有專門的照護體系和機構。這主要得益于日本有比較完善的護理分級和保險體系支撐，一般老人只要承擔10%的費用，就能接受相關養老服務。另外，針對離職率高的問題，日本政府會對擁有護理資質的員工達到一定人數的養老機構給予補助。 該養老機構運營部主任王輝認為，對于中國養老產業的未來，目前行業內看法一致：這是一片藍海。因為市場需求在井噴，70后80后獨生子女的父母慢慢步入養老剛需行列。同時，中國家庭收入水平也在逐步提高。隨著天津等城市的長護保險試點落地，未來行業總體經營狀況會比現在好很多。但畢竟養老產業有公益屬性，不會像其他行業有那么高的利潤空間。它會是一個比較穩定和持續的行業。 |
